职称制度的存废之辩：体制内的宝贵资源，市场中的无用之物？

近期，有关北京市拟取消中级职称的消息在公众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，尽管官方最终进行了辟谣，但这无疑触及了公众的敏感点。据悉，中国拥有职称的人数已达到6000万，而我自己也曾在25年前获得过经济师职称。

尴尬的职称：体制的产物，市场的错配

职称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引导人才成长，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。然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行政指标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。

以高级职称为例，其比例受到严格的行政指标限制（例如，三甲医院正高职称比例不超过10%），这使得即便一线教师教学成果显著，也可能因为“名额不足”而失去晋升机会。此外，高达62%的高校教师为了评职称，甚至催生了论文代写、虚假课题等灰色产业链，导致教学能力被边缘化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职称作为体制的产物，具有显著的体制属性。它主要在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中发挥薪酬关联作用，而在民营企业中的参与率不足30%，因此它成为了“体制内专属的通行证”。

在我国，职称是纳入国家认证体系的一部分，涵盖了27个职称类别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制定《职称评审管理规定》，确立了统一的评审框架，并实行“评审与聘任相结合”的制度。尽管2025年的改革提出了“破除四唯”的口号，但核心评审权力依然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。

在政府主导的职称体系下，类似地，高等教育领域也面临着供需不匹配的问题。这种体系，如同在政府补贴滋养下成长的高等教育体系，往往会导致市场定位的偏差。

当前，我国政府每年平均对每位高等教育学生的投入超过70万元。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，高等教育规模以年均8.4%的速度增长，至2023年，应届毕业生数量达到1158万人，而平均就业率不足50%。这种规模的扩张速度明显超过了经济的承载能力。

资源配置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尤为突出，以清华大学为例，其生均预算高达84.86万元，而西部地区的985高校的生均预算不足清华的六分之一。与此同时，东部地区的非211院校深圳大学在就业质量上却超越了部分211高校。

职称认证体系存在的问题是，它既不能与市场需求相契合，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这种现象与高等教育过度化共同构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。

在美国，职称（其本质上是行业任职资格）主要由行业自身推动，各州设有专业执照委员会（例如加州的护士局BRN），全国共有1800多个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认证标准。在硅谷，科技企业更倾向于重视AWS认证等市场化证书，而传统的职称则主要适用于教育、医疗等特定行业。

中国职称体系的突破之道

去行政化：从指标分配转向行业授权

深圳已开始试点将物联网工程师的评审权交给华为生态联盟，申报量因此激增217%。到2024年，高校职称评审中的“小同行评价”覆盖率达到42%，第三方机构实现了全程匿名评审，公平满意度达到了98.04%。